新冠疫情、食品危机、美国制裁——古巴加速“改革开放”？古巴改革最新的举措

2021年7月17日，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前右二)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前右三)参加在哈瓦那举行的爱国集会，谴责美国在古巴煽动骚乱。 （新华社/图）

2021年8月6日，古巴政府宣布允许100人以内的私营企业运作。此前，古巴宣布大规模解禁私企经营范围，从原有的127个行业扩大至逾2000个，仅保留124个敏感行业仍归国营。

这是新一代领导人上任以来，古巴改革最新的举措。

这个国家既先进又落后。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HDI）来看，古巴的医疗、教育等多项指标都超过它的北美邻居——美国。自1961年推动“识字计划”以来，它的识字率已经高达99.9%。古巴还是全球公认的“长寿国家”，2019年，该国国民的平均寿命为79.5岁，但它当前依旧为食品紧缺等多项民生危机所困扰。

“大蒜、洋葱和辣椒已经贵得离谱，菠萝和酸橙等水果更是奢侈品。”在哈瓦那老城的武器广场（Plaza de Armas）附近，63岁的罗兰多·艾米·艾利（Rolando Amy Ellie）经营着一家西班牙菜馆，她还设法囤积了一些啤酒和苏打水。

国际游客与民“争食”，还是封锁导致外汇危机？

古巴实施食品配给制，居民需要凭票购买糖、豆类和大米等食品。但是，大蒜、洋葱、辣椒以及菠萝等水果并不在配给制范围内，各大城市和乡镇因此形成了数以千计的私营交易市场。

在首都哈瓦那，私营市场与国营超市的分野愈发明显。国营超市的货架上主要摆放着大米、红薯和橄榄油等主食产品，而私营市场的产品则更为多样化，有肉、蛋、奶以及各种蔬菜和水果，其定价也更为灵活。

在古巴，国营市场按照“食品类供应证”实行计划配给，又被称为“土比索市场”，私营市场被称为“红比索市场”，可以自由买卖。在武器广场附近的一个合作社市场，不时地传来小商贩的叫卖声以及讨价还价的嘈杂声。

“从十多年前开始，古巴就小心翼翼地接受了资本主义的尾巴。”每天傍晚，艾米·艾利都会骑着一辆老旧的三轮车到这座私营市场购买饭店使用的食材，“食材价格越来越贵，一些外国食材已经很难买到”。

古巴的食品严重依赖进口。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古巴的粮食自给率不足30%。当前，受国际粮价普遍升高的叠加影响，小麦进口价格从2020年的平均每吨200美元升至280美元，鸡肉价格也从每磅24美分涨到了48美分。

就在国际食品价格持续上扬的同时，古巴的购买力却大幅下降。美国失业率高企导致古巴侨民向国内汇款大幅减少，美国政府还对古巴施加了五十多项新的封锁措施。古巴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前五个月，前往古巴的国际游客数量相比2020年同期减少了近90%。

新冠肺炎疫情等严重打击令古巴外汇储备濒临枯竭。据国际清算银行（BIS）统计，古巴国企海外账户储蓄在2020年6月底就已跌至8.7亿美元，比前一年整整降低了六成。

国际食品价格高企，国内外汇储备告罄，这对近八成食品依赖进口的古巴意味着食品危机。在哈瓦那，一些居民在清晨5点宵禁结束后就匆匆出门赶到国营商店门口排队。

“每天要花费一个多小时才能买到几块面包，如果想购买牛肉、鸡肉等稀缺品则要等上七八个小时。”31岁的哈瓦那居民罗莎（Rosa）说，她每个月还要到黑市花费三倍的价钱为儿子购买奶粉。

为了缓解严重粮食危机和外汇紧张的局面，从2020年11月开始，古巴政府重新开放了国际旅游。但是，2021年前两个月，只有3.5万名国际游客入境，却带来新冠肺炎疫情的大暴发。

开放旅游业似乎得不偿失，但古巴的旅游业已多次“背锅”。新冠肺炎疫情来临前，一些古巴民众也将物价暴涨归咎于旅游业：原本属于古巴人的生活必需品流向了出手阔绰的外国游客，以及成百上千家面向游客经营的私营餐馆，旅游业导致价格上扬，食品被抢购一空……

“他们（批评者）似乎忘记了，没有旅游业带来的外汇收入，古巴又怎么能够从国际市场购买到食品？”艾米·艾利认为，旅游业与普通市民的“夺食”只是表面的冲突。

哈瓦那大学经济学家胡安·亚历杭德罗·特里亚纳也认为，食品危机的根源在于“古巴政府从未在农业领域进行足够的投资”。

古巴可耕地面积为6.6万平方公里，超过领土总面积的一半，土壤肥沃并利于大规模机械作业。但是，月平均工资只有三十多美元的古巴农民，很难买得起拖拉机等大型生产工具。

1991年苏联解体后，古巴多次推进农业自由化改革，鼓励发展有机农业，甚至一度成为国际环保主义者推崇的“生态农业国家”模范。但是，古巴的农业生产效率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提升。

“有钱也难以买到拖拉机，只有在黑市上才能买到化肥，耕牛的使用也受到牲畜驯养管理中心的限制。”马亚韦克省巴塔瓦诺一处农场的工人梅迪奥（Amedeo）说，从2020年开始，政府不再限定牛的最低屠宰年龄，但政府仍规定必须保证杀一头牛之前有三头小牛出生，屠宰申请书快则一周、慢则数月才能被审批通过。

“医疗出口创汇计划”遇挫

在美国长期的禁运制裁下，古巴坚持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上世纪90年代前，它一度得到苏联盟友的资金援助和贸易支持，以补贴价用蔗糖向苏联换取石油和食品。苏联解体后，古巴的对外贸易额骤减80%以上，食品和能源短缺，饥肠辘辘的民众在短短5年内人均体重消瘦了9公斤之多。

“那段苦日子被古巴官方称为‘特殊时期’（The Special Period），日用品短缺，多数古巴人陷入了饥荒。”艾米·艾利回忆说，当时只能以少量的土豆、玉米充饥。

直到1999年，委内瑞拉政治强人查韦斯上台，委内瑞拉与古巴达成“医疗换食品计划”的援助项目，古巴的民生状况才得以暂时改观。

古巴的医疗体系被认为是发展中国家的典范。2018年，古巴的人均寿命达到78岁，为美洲地区首屈一指，其婴儿夭折率也跟发达国家相若。

尽管医疗物资短缺，但古巴一直注重医疗人才的培养。1959年，新生的古巴革命政权就发起“健康革命”。二十年后，古巴有30%的大学生在学医。2019年，它的医患比为1∶118，优于不少发达国家。

在过去的58年中，古巴向全世界164个国家累计派出了40多万名医疗工作者，并为138个国家3.5万名医疗专业人士进行免费培训。美国《纽约时报》评论认为，古巴“出口医生”实现了双赢，古巴政府每月因此也可以获得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但好景不长，委内瑞拉从2015年开始陷入持续的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美国匹兹堡大学经济学家卡梅洛·梅萨·拉戈（Carmelo Mesa Lago）统计发现，古巴与委内瑞拉的经济合作总值由2012年高峰期的160亿美元，在五年内跌至2017年的80亿美元，委内瑞拉对古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率也由22%跌至8%。

2018年，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当选总统后，巴西强硬要求古巴撤回在巴西境内的一万多名医生。

“在巴西工作的古巴医生的收入要比古巴当地医生高得多。但是，巴西政府向古巴医生支付的工资的大部分流向古巴政府。古巴医生只能拿到他们工资的25%左右。”博索纳罗在社交媒体上指责说。

古巴政府的“医疗出口创汇计划”又一次遇挫。当前，哈瓦那多家医院不仅频繁断电，还普遍面临着药物和器材紧缺局面。其中，青霉素和阿司匹林等常见基础类药物尤其紧俏。

不过，古巴的新冠疫苗研制最近频传捷报，为“医疗出口创汇计划”带来新转机。2021年6月19日，“主权2号”（Soberana 2）新冠疫苗正式进入第三期临床阶段。两天后，一款名为“阿布达拉”（Abdala）的新冠疫苗问世。

多年来，古巴高度重视“医药强国”建设。古巴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 (Fidel Castro)曾一天两次考察生物实验室。在1990年到1996年的“特殊时期”，古巴仍勒紧裤腰带投资10亿美元用于建设“西哈瓦那生物技术集群”（West Havana Bio-cluster），为脑膜炎、登革热以及新冠肺炎等多种疾病的疫苗研发奠定了技术基础。

如今，生物科技产业已成为古巴“安身立命”的法宝，它有21个生物研发中心、70条医药生产线，医药出口创汇几乎占总出口额的一半。

“我们最终还是要依靠自己，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哈瓦那基因工程和生物技术中心（CIGB）医学研究部主任吉伦（Gerardo Guillén）是一款新冠疫苗研制项目的负责人，他希望疫苗能帮助古巴度过新冠疫情危机，并能通过“疫苗换食品”等项目来缓解食品危机，进一步扩大“好友圈”、削弱美国的孤立效应。

“铁桶一般的制裁，让我们感到窒息”

“古巴的情况非常严峻。目前，古巴还没有公布通胀的官方数据。”古巴央行前顾问帕维尔·维达尔·亚历亨德罗(Pavel Vidal Alejandro)估计，古巴的通胀率已飙升了500%，而且仍呈现上升趋势，“高通胀难免引起社会动荡”。

2021年7月，古巴经历了长达一周的抗议示威活动，不少民众走上街头呼喊着“祖国与生命”等口号，表达对国内食品危机以及美国制裁的不满。

古巴与美国是一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夙敌。1959年，卡斯特罗兄弟带领游击队推翻了美国支持的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独裁政权，废除了大庄园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并开始推行农业合作化、工业国有化等经济平等项目。

革命前，古巴是美国富人的“加勒比乐园”，其经济几乎由美国资本主宰。一夜之间，在古巴的美国资本化为泡影，这段恩怨情节也被搬上了《教父》等经典影片。

由此，古巴让美国如鲠在喉，被视为“后花园里的反美基地”。1961年，肯尼迪政府宣布与古巴断交，并发动“猪湾行动”（Bay of Pigs Invasion），派出雇佣兵在猪湾登陆，试图推翻古巴革命政权。一年后，肯尼迪总统签署法令，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与经济封锁。

直到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古关系出现了短暂的转机，却在特朗普上台后骤然降温。短短四年内，特朗普政府不仅重新将古巴列入“支恐国家名单”，还对古采取240多项单方面制裁措施。如今，拜登政府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时期的对古制裁政策。

古巴新一轮的社会动荡与经济困难有关，而严峻的经济状况正是美国制裁的恶果之一。据古巴政府统计，自1962年以来，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已给该国带来1478.53亿美元的损失。其中，2019年4月至2020年12月，美国对古巴的封锁导致的损失为91.57亿美元。

“特朗普政府采取铁桶一般的制裁，让我们感到窒息。”艾米·艾利说，2021年6月，美国国务院又一次更新制裁名单，新增包括1家金融机构在内的7家古巴实体，导致向古巴汇款业务几乎全面停顿。

新一轮金融制裁前，艾米·艾利每个月可以得到在美国工作的女儿和弟弟等亲友200美元左右的资助，这已超过餐馆淡季时的收入。

来自美国的汇款是古巴重要的外汇收入来源。据总部设在美国迈阿密的哈瓦那咨询集团估计，大约三分之一的古巴家庭会收到在美国的两百多万名古巴亲友的汇款。2019年，这项汇款总额超过37亿美元，几乎与古巴的旅游业收入持平，超过古巴与欧盟的年度贸易额。

受美国掐断侨汇等因素影响，2020年，古巴的外汇收入只完成了年度计划的55%。古巴无力进口更多食品，普通古巴家庭的购买力也在迅速下滑。

“我们已经快买不起大蒜、洋葱了，孩子们早已忘记了牛油果的味道，以前我们用它来偶尔打打牙祭。”哈瓦那居民罗莎（Rosa）说，受美国断汇政策影响，她的丈夫邮寄回古巴养家的钱减少了一半多。

“事实就是，如果要帮助古巴，首先应该做的是暂停对古巴的封锁。”墨西哥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公开呼吁，“那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姿态。”

自1992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已至少26次通过古巴提出的相关决议草案要求美国取消制裁。

从反对、警惕到试水市场经济

“如果华盛顿继续对古巴采取高压政策，古巴就会采取进一步防御姿态，那样古巴就更不可能进行彻底的改革开放。”美国纽约大学政治学者洛佩兹·李威认为。

多年来，古巴的市场化改革多次因美国政府的更迭而起伏不定。古巴官方更习惯用“更新”“调整”等词汇代替改革。苏东剧变后，菲德尔·卡斯特罗开始在小范围引入一些巿场经济元素。

2006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因健康原因将权力移交予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古巴的改革也逐渐进入第二阶段。两年后，劳尔开始缓慢地推动经济自由化进程，包括鼓励外国投资、限制总统权力、削减政府开支及开放小型私营企业等。

直到2011年，古巴共产党“六大”正式通过了《经济和社会政策纲要》，主张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鼓励更多私营经济。不过，会议强调只“更新发展模式”而非进行“改革”。五年后，古巴共产党“七大”又一次强调，“不能让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2021年4月16日，89岁的劳尔·卡斯特罗卸下古巴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职务，卡斯特罗兄弟长达62年的执政时代至此落幕。

新一代领导人迪亚斯-卡内尔（Miguel Díaz-Canel）带领古巴加速进入第三轮改革，私营企业得到发展机会。但是，据古巴经济学家估算，古巴需要维持3%的年增长率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进而维持食品、医疗等基本的民生需求。但古巴的经济形势不容乐观：2018年，它的经济增长率为2.25%。2019年则跌入负增长的深渊。2020年经济增长率也不过1%。

经济与社会危机中孕育着转型的机遇。当前，古巴社会已经展现出开放的新气象：黄昏时分，热潮退却，一些古巴人在公园里使用互联网跟海外亲属聊天。

按照世界银行2014年的统计，古巴网民不足该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只有3%的古巴家庭可以连上网络。六年后，古巴互联网普及率已升至39%。2017年，国营的电信企业还在全国开通了35个付费的公共上网服务点。次年，古巴又开放了手机数据上网，但社交媒体平台依旧处于时断时续的状态。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朱晓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