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它其实原产于南美洲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在400多年前的1593年历尽艰辛才来到了中国

红苕，亦名甘薯，“甘”字道出了它的甜蜜滋味，它是深受大众喜爱的美味食品。红苕的食用方式多种多样，它既能作为主食，为人们提供饱腹感，又能摇身一变，成为苕干、苕片、苕饼、苕丸等特色小吃，满足人们的味蕾。而且，红苕含糖量颇高，这一特性使其具备了熬糖、酿酒的功能，用红苕酿成的酒被称为苕干酒。
 
生长在沙土中的红苕更是佳品，口感甜且面，无论是生吃还是熟吃，都别有一番风味。它还可以被放入粉碎机中加工，制成苕凉粉。或者将其沥干苕渣、撇去水分后晒干，就能得到苕芡粉。苕芡粉可是炒菜勾芡的绝佳作料，能让炒出的菜肴色泽光亮，滋味更加鲜美。
 
实际上，红苕并非原产于中国。它又被称作番薯，其发源地是南美洲的墨西哥、哥伦比亚一带，后由西班牙人带到菲律宾等国进行栽种。番薯传入中国大约是在明朝后期的万历年间。彼时，福建长乐人陈振龙在吕宋（即菲律宾）经商多年，他与儿子陈经纶发现当地种植着一种名为“甘薯”的块根作物。这种甘薯块根硕大如拳，外皮朱红，内心脆嫩多汁，生熟皆可食用，且产量极高，对土地要求不高，即使是贫瘠之地也能广泛种植。想到家乡福建山多地少、土地贫瘠且粮食短缺的状况，陈振龙决心将甘薯引入中国。然而，1593 年的菲律宾处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之下，殖民者将甘薯视为奇货，严禁其出境。但陈振龙精心谋划，他把薯藤绞入汲水绳中，并在绳面涂抹污泥，于 1593 年初夏巧妙地躲过了殖民者关卡的检查，成功渡海。经过七天的航行，在农历五月下旬回到了福建厦门。由于甘薯来自国外，福建地区的人们便称之为“番薯”。陈氏父子引进番薯一事，在明人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谈迁的《枣林杂俎》等著作中均有记载。
 
番薯在中国大量种植后，为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做出了卓越贡献。陈氏父子冒着生命危险引进番薯的伟大功绩，值得被载入史册，更应该被我们这些后人铭记于心、感恩于怀。
 
在我的印象中，南充诸县市里西充的红苕种植数量最多，也最为出名，因此西充被人们称作“苕国”。红苕的生命力极为旺盛，每到开春，把母苕埋进土里，它便会发芽、长出绿藤。将苕藤割下插入土里，待到秋天，藤下就会结满红苕。其实，红苕的种植是一种典型的“无性繁殖”，也就是“克隆”技术，靠“插条”繁殖下一代。红苕和花生一样，它们都将丰硕的果实深埋于地下，不像苹果、梨子等水果那样把果实高高挂在枝头，引人注目、令人艳羡。红苕是如此朴实低调，从不炫耀，却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它和稻米、小麦一样，都是能填饱人们肚子的主粮，这也是我喜爱红苕的重要原因之一。
 
“一年红苕半年粮”，在六七十年代那个饥不择食的特殊时期，红苕是人们的主要食粮之一。人们把红苕切成块状，和米饭一起煮，香喷喷的红苕干饭和红苕稀饭在当时堪称美味佳肴。一般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人们才能享受到红苕干饭。
 
尤其是红苕尖尖下面条，那简直是人间美味。面条的鲜香与红苕尖尖的鲜嫩相互交融，那美妙的味道承载了我们一代又一代人温暖而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我们最喜欢的零食就是生吃红苕。那种白色的红苕味道最佳，削去苕皮，露出雪白如甘蔗般的苕心，轻轻一嚼，“噼啪”作响，苕汁滑溜溜、甜丝丝的，瞬间弥漫整个口腔，即使咂咂嘴唇，也是甜丝丝的味道，感觉比现在最好的糖果和饮料还要美味。那时候，学校中午放午学的时间很短，来不及回家吃午饭，我们就在前一天晚上把几根红苕埋在柴灶的火灰里。第二天一早，用火钳刨出已经煨熟的“耙红苕”，装进书包带到学校。中午时分，我们一边做作业，一边啃着“耙红苕”，那种幸福的滋味至今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每到挖红苕的季节，我们兄弟姐妹都会在母亲的安排下，背着大背篓到附近村子农民的红苕地里帮忙抹苕泥。憨厚朴实的乡亲们总会慷慨地送我们一些红苕，让我们装进背篓背回家。等乡亲们挖完红苕后，我们还会去地里捡拾他们遗漏的红苕。一个农忙季节下来，我们捡到的红苕加上乡亲们送的红苕，很多时候能堆满我家裁缝铺的一间大屋，足够我们吃到第二年开春。
 
一到冬天，母亲会把吃不完的红苕洗净，挑到镇上打米房的粉碎机上打成苕浆，再一桶一桶挑回家。在家里一个类似十字架的木架子上悬挂一块包帕，将苕浆倒进包帕里，包帕下放置一口大瓦缸，然后摇动木架子，苕浆经过过滤后流入缸中，红苕渣留在包帕里。放置一天后，撇去缸里的水，缸底就会留下雪白的苕芡粉。将其轻轻取出，掰成小块，放在篮盘和簸箕里，端到太阳下晒干。这种芡粉可以用来制作苕凉粉，吃起来粉嘟嘟、嫩生生的，非常好吃。而且，它还能作为炒菜勾芡的作料，让菜肴色香味更佳。母亲经常把家中的苕芡粉送给周围的乡亲们，即便母亲已经去世多年，至今仍有很多人怀念她的好。
 
逢年过节，勤劳的母亲会煮上一大锅红苕，全部舀进筲箕放凉后，切成薄片，轻轻铺在一个大篮盘里。遇到阳光明媚的日子，就把苕片端出去晾晒，晒干后在锅里放些河沙，再将苕片倒入锅中翻炒，炒出来的苕泡干吃起来咯吱咯吱响，香脆可口，别有一番风味。
 
很多时候，家里的红苕也会和猪草一起煮，用来喂猪。吃了红苕的猪长势良好，杀过年猪的时候，猪肉尤其是肉汤里都弥漫着浓浓的红苕味。
 
那时候，永兴街上学校旁边的酒厂大量收购红苕，八分钱一斤，用来烤苕干酒，这种酒一块多钱一斤，价格并不贵。我父亲喜欢喝酒，经常打酒回家，而且常常喝得酩酊大醉。喝醉后，他总会大喊：“好喝，好喝，苕干酒好喝，娃儿也，又去给老子打，打，打，再打几斤来喝……”
 
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那时候每天下午放学回家，正在裁缝铺忙碌着缝制衣服的父母就会吩咐我们兄妹，快去屋里捡些红苕到河边去淘，晚上好吃红苕干饭。有时候，如果裁缝铺不太忙，父母也会亲自背着大竹篓红苕到我家旁边的小河边去淘。在沉沉的夜色中，伴着潺潺的流水声，看着父母逐渐佝偻、蹒跚的身影，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父母的一言一行，就是教育我们子女最好的教材，生活本身就是一本生动的教科书。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晃眼，许多年过去了。2004 年、2005 年，我和妻子在济渡中学承包学校的小卖部。每周星期六或者星期天下南充去西门市场进货时，我竟惊奇地闻到了烤红苕的香味。那是一种甜甜的、略带糊味的香气，它把我引到了市场大门旁的一辆三轮车前。这可不是普通的胶三轮车，它是专门为卖烤红苕量身定制的，小巧精致，车尾的角铁恰好卡住一个由汽油桶改装成的炉子，二者连成一体。这里的烤红苕论斤卖，二元五一斤。我买了一个捧在手里，本以为能重温儿时的美味，然而入口却味同嚼蜡，远远没有小时候在自家柴灶里煨熟的烤红苕好吃。红苕还是那个红苕，可味道和心情却早已今非昔比。
 
很多东西，一旦随着时光流逝，就像落花随流水般一去不复返，想要再次找回，终究只是一种奢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