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品何以泛滥——以哥伦比亚毒品工业兴盛的原因为例，哥伦比亚自然环境的天然优势成其毒品贸易泛滥的拉动因素

摘要：毒品问题是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全球性问题。作为当今世界最大的毒品产销国之一的哥伦比亚，其毒品问题极为典型。该国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大麻贸易的繁荣，80年代可卡因贸易的兴盛，以及90年代海洛因贸易的兴起。近30年的毒品贸易发展，使得毒品工业渗透诸多部门和行业，给这个国家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哥伦比亚毒品工业的兴盛，源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国家长期的贫困和经济制度的不完善，国内复杂动荡的政治局势以及深厚的社会文化传统，也是重要的原因。此外，作为非传统型安全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环境的变化也直接影响着该国毒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市场和政策的压力，成为其毒品贸易兴衰的最主要国际因素。

关键词：哥伦比亚；毒品兴盛；国内原因；国际因素

自上世纪70年代起，哥伦比亚大麻贸易逐渐开始繁荣；80年代中期起，可卡因成为最主要的出口毒品，哥伦比亚逐渐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生产国；80年代末，海洛因出口贸易又在哥伦比亚日渐兴起。随着毒品美元大量入境，各大贩毒集团不断发动暴力活动，反政府武装也参与贩毒，不论是从经济上、政治上还是社会生活上都给哥伦比亚带来了巨大的不利影响。哥伦比亚政府采取各种措施扫毒，但至今依旧屡禁不止，扫毒成为该国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笔者认为，深入了解毒品工业产生并兴盛的原因，分析探讨毒品对哥伦比亚国民经济带来的重要影响，对于研究和解决毒品问题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对哥伦比亚毒品问题的研究，美国和哥伦比亚学者最具代表性[1]。两国学者从人权现状、历史、经济发展、毒品影响下的美哥关系等方面透视哥伦比亚，为哥伦比亚毒品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参考的数据，包括毒品作物的种植面积，毒品产量以及毒品收入等多个方面。国内学者对于哥伦比亚毒品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打击毒品犯罪和缉毒等方面，但从宏观的角度分析毒品发展历史、成因、经济政治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为论文，有针对于拉美区域化的毒品研究[2]，也有专注于哥伦比亚一国的毒品研究[3]，少有专著。本文力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哥伦比亚毒品兴盛的原因，从毒品作物的种植规模、创汇收入、雇工规模等方面切入，探讨毒品经济对哥伦比亚经济的影响。

哥伦比亚毒品工业的发展是国内外两方面作用力相互推拉的结果。国内优越的地理环境、复杂的经济政治背景和社会文化传统推动了毒品工业的发展。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市场国需求不断，国际毒品生产的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巨额利润刺激，也成其毒品贸易泛滥的拉动因素。

一、自然环境的天然优势

哥伦比亚是当今世界毒品生产和贩运的最前沿阵地之一，主要毒品有大麻、可卡因和鸦片类毒品（主要是吗啡和海洛因）三种。该国位于赤道偏北的南美洲西北部，地处热带，极为适合大麻、古柯和罂粟的生长。安第斯山脉由北向南穿过其境内，国内地形复杂，各地气候差异显著。复杂的山地地形及茂密的森林，是毒品加工厂的天然屏障。且西濒太平洋，北临加勒比海，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很多毒品加工区域十分偏远，政府对其控制力度很弱。大麻最早种植于圣玛尔塔内华达山脉的一侧，当地人口稀少，离东北部加勒比海沿岸仅42公里。尤其是可卡因贸易，哥伦比亚处于原料供应国秘鲁、玻利维亚与最大的市场国美国的中途地段，相对地理位置优越。

二、国内经济状况为毒品工业提供便利

哥伦比亚人种植毒品作物和生产毒品药剂的最根本动因是国家长期的贫穷和欠发达。毒品贸易成本低、利润高，可以迅速彻底改变一些人的生存状态，从而吸引了大批哥伦比亚人从事毒品的种植、生产和贩运。哥伦比亚“60％以上的古柯种植分布在亚马逊的三个省：普图马约省（Putumayo），瓜维亚雷省（Guaviare）和卡克塔省（Caquet a）”[4]。这些地区位置偏僻，土壤贫瘠，没有办法种植密集型的传统农业作物，而且交通极为不便，农产品基本无法运输。因此，哥伦比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多次实行“农产品替代种植计划”，均未取得成效。政府所提供的资金根本不足以从交通、基础设施、地理环境上改变此地落后的面貌和恶劣的自然环境。据统计，卡克塔省地区的农民在教会的帮助（提供先进生产技术、对农民进行技术培训、购置生产设备）下实行农作物替代种植，农民种植传统农作物所赚取的净利润为4.52%，如果没有教会的帮助，农民种植合法作物则会承受49.25％的亏损率。相比之下，毒品种植可赚取的净利润为49.07%[5]，吸引人们铤而走险。大麻和婴粟是外来毒品作物，在兴起之初，一些美国毒贩或者哥伦比亚当地贩毒集团将大麻或者罂粟的种子提供给居住地海拔较高、土地经营不便的农民进行种植，并保证购买其种植出来的果实。由于能够显著提高山区农民的收入，不论是20世纪70年代的大麻，还是90年代的罂粟，其种植范围很快遍及哥伦比亚安第斯地区的很多区域。尤其是高利润的罂粟种植，还吸引了一批外地居民移居该地区进行种植。

毒品贩运也不例外。以20世纪80年代的可卡因贩运中心麦德林为例，“最早的贩毒工人是麦德林街头的乞丐，之后是贫民窟中的无业青年”[6]。毒品工业兴起之后，人们发现混迹街头的乞丐数量减少了，他们或被招募或自愿加入了毒品贩运行业。随后，贫民窟中的游民也开始充当贩毒集团的信差、保镖或者运输工。他们在毒品工业中迅速富裕起来，对麦德林的传统社会风气带来巨大的冲击。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乱，财富成为衡量门第高低的唯一标准、社会地位的唯一象征，致使一些原本受社会尊重的家庭的年轻人也投身毒品工业，通过生产或贩运毒品来迅速获取暴利。

除了贫穷之外，不健全的经济体制也同样刺激着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哥伦比亚是南美洲大陆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孤立于世界之外，内部分裂，几乎没有对外贸易。进入20世纪后，该国经济出现明显增长。人口迅速增加，大规模的城乡、城城移民出现。城市人口增长，使更多的人脱离农业生产。哥伦比亚由此从一个种植园乡村社会逐渐向城市经济社会转变。但是，随着人口急速增长、城市化快速发展，哥伦比亚出现了大量人口失业、通货膨胀率迅速增加的情况，造成生活困难的人越来越多。这就为毒品工业提供了劳动力。如麦德林，气候环境舒适，工业发展较早，纺织工业发达，使其成为20世纪40到80年代移民浪潮中的一块巨大磁石。但是，随着麦德林市移民规模过大、城市化过速，失业人数也不断增加。大批闲散失业人群为谋求生计，自动投入到低成本、高收益的毒品工业中去。

但是，一个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经济体制并没有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建立起来，国家在贸易政策、劳工政策和金融管理方式上都极其僵化。这种经济体制的不健全，为走私等不正规经济的发展与成熟提供了契机。走私贸易的长期存在使哥伦比亚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地下经济体系，这正是毒品走私赖以生存的最主要经济形式。“地下经济的产生是由于政府财税管制过多和个人偏好的满足。”[7]哥伦比亚是安第斯国家中唯一一个控制汇率和有关税限制的国家，从1931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91年。20世纪30年代，由于国际市场环境恶化等原因，哥伦比亚陷入经济危机，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政府开始着力于国内市场的开拓。1938年，爱德华多·桑托斯总统上任后，为促进国内生产的发展，政府一再加强对进口货物的限制，提高关税，逐渐确立了哥伦比亚的进口替代化工业发展模式。由于政府不计经济规律和价值的过多管制，国内供给有时无法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在客观上促使以走私为主要形式的地下经济活跃起来。走私贸易民族工业带来巨大的冲击，大量人口由此失业。走私体系逐渐建立，外汇黑市随时活跃，为毒品贸易提供了洗钱的场所和将毒品利润送回国的渠道。

三、社会动乱为毒品工业发展提供便利

毒品贸易是一项高风险的商业活动，但是哥伦比亚国内两党斗争所导致的政府威信不足，暴力活动长期存在，游击队、右翼准军事组织活动猖撅，造成了哥伦比亚社会秩序混乱，降低了毒品贸易的风险指数。

哥伦比亚自1819年独立之后，国内相继成立了自由党和保守党两大政党，两党的竞争和选举给哥伦比亚带来了民主的印记，但两党的斗争也成为哥伦比亚政治动荡、暴力频发等一系列问题的起源。保守党代表“大庄园主利益，以天主教会为依托”[8]，自1930年掌握国家政权后对内实行高压政策，遭到了“代表城市手工业基层和与进出口贸易有关的商人、中间阶层联盟的利益”[9]的自由党的反对。1946年到1958年，两党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内战，哥伦比亚由此进入了“暴力时期”。据统计，“1948年到1957年，两党内战期间，有20万哥伦比亚人被杀”[10]。国内政治冲突不断，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人们开始相信暴力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毒贩常以暴力手段来应对政府的打压和同行之间的竞争，保护集团内部利益。“20世纪90年代早期，哥伦比亚平均每年有3万人死于谋杀。1993年哥伦比亚有28000人被杀，谋杀数量占世界谋杀总量的10%。这28000人中，8％死于贩毒，10％死于政治变动，82%的人死于其他社会犯罪。绑架率占世界最高，从1990年到1992年，每年平均1450人被绑架。”[11]使毒品工业成为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越来越难以控制。此外，两党内战使大量农民流亡，他们离开家园，到政府控制力薄弱、远离经济中心且相对孤立的地区种植古柯。

两党内战使政府威信丧失，在解决公共事物中失去了震慑力。再加上政治腐败，加重了解决毒品问题的负担。政客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出卖公共权力，使政府行政效率和管理效率越发低下，公众法律被践踏。20世纪70年代晚期，毒品收入已经向国民选举提供大量资金，开始影响国家的政治动向。20世纪80年代早期，麦德林贩毒集团头目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收买政府官员，让他们选举自己成为国会议员，同时他还为一些候选人提供资金支持。1994年通过大选获胜的哥伦比亚总统埃内斯托·桑佩尔·皮萨诺（Ernesto SamperPizano），就曾被曝收取了卡利贩毒集团600万美元的资助作为竞选资金。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中期，麦德林市警察中的受贿者占90%。政府失信于民，使得包括禁毒在内的很多政策无法有效实施。

游击队、右翼准军事组织也在党争中逐渐发展起来，进一步刺激了毒品工业的发展。哥伦比亚长期活跃着游击队，其中影响力较大的是1966年建立的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uerzas Armadas Revolucionarias deColombia，简称FARC）和1962年建立的民族解放军（Ejercito de Liberacion Nacional，简称ELN）。他们主要以农村为活动根据地，通过绑架、勒索、投资等形式来获取资金，进行各种反政府武装斗争。游击队还直接参与毒品生产和贩运，加剧了毒品问题的复杂程度。起初，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反对一切形式的贩毒活动，但是由于毒品工业的兴盛，他们发现贩毒不仅可以为其提供资金，还可以得到古柯种植农民的支持，有利于控制这些区域。80年代起，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开始在古柯种植区域和可卡因生产区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统治体系，这套统治体系涵盖法律、规范、教育、军警和司法等各个方面。他们维护治安，协调解决地域内的冲突和矛盾。从贩毒活动中收取的毒品生产和运输税，成为其维持自身活动的主要资金来源。如表1所示，两个最主要的游击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和民族解放军，毒品收人成为其资金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突出的是，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毒品收入约占其总收入的一半。

除游击队之外，哥伦比亚准军事组织也是促使毒品贸易兴盛的直接参与者。准军事组织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最初是分散在农村和边境地区，因为受到游击队的威胁而自行组建起来的地方安保力量”[12]。自行招募人员，组建类似军队的组织，并且配有武器装备。随着毒品经济的发展，尤其是80年代可卡因贸易的发展，一些种植毒品的大农场主、毒品生产和贩运商逐渐控制并建立了许多新的准军事组织，他们拥有自己的武装，采取暴力手段进行毒品贸易。80年代，麦德林集团头目巴勃罗·埃斯科瓦尔曾在农村购置土地，建立了一支自己的准军事组织，针对那些反对者，尤其是呼吁加强法律力度打击毒品犯罪的司法人员和警察，从事暗杀、威胁等暴力活动。80年代，制造可卡因的原材料古柯大多从秘鲁和玻利维亚进口。到了90年代，由于游击队和准军事组织的对毒品种植区域的控制，使哥伦比亚毒品种植面积逐渐增多。80年代末罂粟种植面积逐年增加，至90年代达到高峰。

除了政治经济外，毒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受到哥伦比亚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古柯种植在印第安文化中具有深厚的传统。“它是声美印第安人普遍使用的卓有效果的家庭药方，安第斯人由此信奉古柯也是健康的保护者，所以在安第斯社会中扮演者重要的宗教角色”[13]。最初，人们通过咀嚼古柯叶子来缓解劳作中的疲劳，赶走饥渴、寒冷，用于提神。咀嚼古柯叶并不会导致精神依赖，古安第斯文化中的古柯叶和现代可卡因在西方社会作为兴奋剂使用是完全不同的。印第安深厚的传统使得政府为根除古柯而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无法实行。

四、国际市场对毒品工业的拉动

哥伦比亚毒品经济的发达与国外市场需求密不可分。上世纪60年代，美国社会掀起了反主流文化运动，毒品在社会上一度泛滥，美国和欧洲市场对大麻的需求大量增加。受欧美风气的袭扰，哥伦比亚国内对大麻的需求也开始上升。为满足国内、国际需求，同时随着墨西哥大麻供应的日渐减少，哥伦比亚大麻种植面积不断扩大，逐渐成为了欧美大麻市场的供应者。80、90年代，随着单位体积药效更强的毒品逐渐在欧美等国流行开来，可卡因贸易在大麻所开创的毒品出口的贸易基础上轻车熟路地发展起来，哥伦比亚成为美国可卡因主要的供应商。

国际毒品生产的变化，对哥伦比亚的毒品生产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为欧美市场提供大麻供应的国家主要是墨西哥和牙买加。60年代末，为了控制国内毒品蔓延，美国使用“百草枯（Paraquat）”来消灭墨西哥的大麻植物，使得大麻的种植和生产转移到了哥伦比亚。一些美国企业或者哥伦比亚当地企业开始为贫苦的农民提供大麻种子，然后让他们将种植出来的大麻卖到美国。“哥伦比亚人迅速抓住了美国为其提供的这个新机会，并迅速代替了美国人成为大麻生产的组织者。”[14]

大量的毒品供应，使得美国政府一次次勒令哥伦比亚政府进行扫毒。以大麻为例，1978年底，迫于美国吉米·卡特政府的压力，哥伦比亚胡利奥·塞萨尔·图尔瓦伊·阿亚拉（Julio C e sar Turbay Ayala）总统采取一系列强硬措施来消灭大麻生产，实行“无种计划”（SinSemilla）。“图尔瓦伊总统并没有按照美国的要求使用破坏性极强的化学农药，而是动用巨资采用军事手段扫毒。这次行动卓有成效，许多飞机、轮船和大麻生产设备被缴获，大面积大麻作物被清除”[15]，虽一度使哥伦比亚的大麻贸易降温，但大麻贸易并没有在这场扫毒战中得以彻底根除，1978至1979年的大麻贸易依旧兴盛。如同60年代美国对墨西哥大麻贸易的打压，并没有使大麻贸易终结，反而转移到哥伦比亚一样，事实证明，在价值规律的引导下，只要有广阔的市场存在，就会有不断的供应存在。因此，单纯的供应国一方的扫毒战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改造市场国的社会风气，消除巨大市场和利润的刺激，也是哥伦比亚等国清除毒品经济影响的关键之一。

五、小结

哥伦比亚毒品经济依靠国内外优势迅速发展，挤兑正常的工农业生产，大量毒品美元涌入哥伦比亚，扰乱金融市场，势力席卷各个领域和社会各阶层，贩毒分子组成垄断集团，不断向政治进行渗透。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带来了长久的消极影响。哥伦比亚代表了以毒品谋求经济利润的一系列拉美国家，他们以毒品收入创造财富，毒品收入渗透进国家正常的经济生活领域，使得从政府官员到平民百姓，都从这种不合法的贸易中获利，这种发展道路是有悖常理的。它无法实现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重标准的提高，也无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提高哥伦比亚人民的幸福指数。清除经济中的“毒”瘤，是这些国家走上正常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是我们探讨毒品问题的根本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1] 国外许多学者著书立说对哥伦比亚毒品问题做了大量研究，主要包括：Garc i a Rocha， Ricardo， La Econom i a Colombiana tras 25 a?os de Narcotr a fico，Santaf e de Bogot a，Siglo del Hombre Editores， Progrema de las Naciones Unidas para la Fiscalizaci 6 n Internacional Drogsa，UNDCP，2000；Thoumi， Francisco E.Political economy and illegal drugs in Colomb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1995； Livingstone， Grace. Inside Colombia：Drugs，Democracy and War， UNITED STAT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

[2] 主要包括：吴德明．当前拉美经济发展进程中的毒品问题．拉丁美洲研究，1996，（2）：40-45．吴德明．拉美毒品问题禁而不止．拉丁美洲研究，1994，（1）：32-34．两篇文章着力介绍了拉美毒品问题的现状和禁而不止的原因。焦震衡．毒品问题与拉美的反腐败斗争．拉丁美洲研究，1994，4：27-31．文章主要探讨政治腐败对解决拉美地区毒品问题的不良影响和扫毒斗争的艰难性。

[3] 主要代表为：徐宝华．全球毒品蔓延和哥伦比亚的扫毒战．载拉丁美洲研究，1992，（5）：20-23．文章主要探讨了毒品对哥伦比亚政治经济影响以及扫毒斗争所存在的问题。

[4] [5] Grace Livingstone. Inside Colombia：Drugs，democracy and war， UNITED STATES，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4.102.

[6] Mary Rold 6 n Colombia Cocaine and the “miracle” of modernity in Medell i n in Paul Gootenberg（ed.）Cocaine Global histories， London， Routledge，Inc，．1999.168.

[7] [美]法伊格．郑介甫等译．地下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3.

[8] [9] 王萍．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工业化和两党制．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75.

[10] [11] Richard Clitterbuck. Drugs， Crime and Corruption： Thinking the Unthinkable， New York， New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56.

[12] 王萍．哥伦比亚：咖啡经济、工业化和两党制．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489.

[13] Timothy Plowman. “Coca-Chewing and theBotanical Origins of Coca in South America” In DeborahPacini and Christine Franquemont （eds.）Coca and Coca-in： effections on people and Policy In Latin America，The United States， Transcript Printing Company， 1985.5～8.

[14][15] Francisco E. Thounu. Political Economy andIllegal Drugs in Colombia，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Lynne Rienner Publisher， Inc. 1995.